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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记者：吐峪沟石窟的洞窟建筑形制，受哪些地区建筑文化影响？

　　陈爱峰：吐峪沟石窟的中心柱窟，有沟西区中部高台第33、22窟，沟东区第18窟等。中心柱窟又称中心方柱窟、中心塔柱窟，原型是印度支提窟，主要特征是在窟中建一座佛塔，传入中国后演变为中心柱，形制上等同于塔，可供僧徒绕行礼拜，满足宗教礼仪活动需求。

　　第33窟位置显要，规模较大，营造了以此塔庙窟为中心，上下两侧僧房第27-39、52-61窟的洞窟组合。第33窟由踏步、前室、主室三部分组成，中心塔柱残存塔基、塔身。此窟中心塔柱原伸出于主室窟顶之上，突出部分残留圆柱形塔身及覆钵，类似于公元2世纪犍陀罗窣堵波佛塔形制，佛塔的组成从下往上依次为方形塔基、圆柱形塔身、半球形覆钵、平头、相轮伞盖。

　　高昌的中心柱石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龟兹石窟的形式，在主室地面中间一般有四面开龛的塔柱，正面龛稍大，塔柱所在洞窟前面为主室。相较于龟兹中心柱窟低矮的甬道，吐峪沟中心柱窟的甬道十分高大，是典型的礼拜窟。

　　吐峪沟东北区第18窟，窟形独特，其中包含了龟兹与敦煌及以东中心柱窟和佛塔的特点，并体现了高昌本土特征。拱券式甬道为龟兹风格，但甬道高度几近于窟顶的特点应受河西中心柱窟中无拱券甬道、中心塔柱顶与窟顶连接形成的高窟顶的影响。该窟顶佛塔特征具有二层佛塔层级，此类佛塔由中原楼阁式塔(或塔柱)演化而来。

　　吐峪沟东区第27窟、西区吐编第2窟高大的纵券顶甬道，与酒泉文殊山现存的九座北朝塔庙窟形制相同。吐峪沟西33窟、22窟兼具龟兹和敦煌两地风格，也体现了麴氏高昌时期重层塔柱的地域特色。

　　中新社记者：吐峪沟石窟发现的授田契约、户口名籍等世俗文书，与宗教文献在内容上有哪些关联，如何呈现当时的社会风貌？

　　陈爱峰：授田契约展示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中的租赁、买卖等情况。唐代西州时期的土地契约、寺院账目，表明石窟经济依赖葡萄园与棉田租赁，户口名籍则反映了当时的人口状况。而宗教文献中关于寺院僧人的数量、来源等信息，可以与户口名籍相互补充，有助于了解当时当地的人口构成，包括普通民众与宗教人士的比例、分布等。

　　此外，世俗文书使用的文字与宗教文献一致，如汉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文字在两类文书中均有出现，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统一。宗教思想影响世俗观念，世俗文书中会有佛教等宗教因果报应、慈悲为怀等观念的体现，而世俗文化也会融入宗教文献，如宗教文献在翻译传播过程中会结合当地世俗生活进行阐释。

　　中新社记者：石窟内佛像造型在服饰、面相、手印等方面的演变，如何体现古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原、西域本土艺术的融合创新？

　　陈爱峰：吐峪沟石窟壁画早期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明显，衣纹厚重褶皱，青绿与赭红为主色调。佛衣样式多以通肩式、右袒式为主，受古代印度犍陀罗及秣菟罗佛教造像的影响，如吐峪沟第2窟千佛是衣纹紧密的“曹衣出水”式。

　　吐峪沟早期壁画人物面部使用了龟兹的晕染法，在形象装扮上与龟兹菩萨相似，如吐峪沟石窟第12窟说法图，右侧的胁侍菩萨头戴宝冠，披巾轻垂，佩耳珰、璎珞、臂钏、腕镯，脸型丰圆，肩膀宽阔，体态健美。此外，该窟以土红色涂壁为地色，用土红和墨线勾勒轮廓，以土红、红、粉红、黑等暖色敷彩，石青、石绿和白色相间，又与莫高窟中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说法图十分相似。

　　壁画配置上，吐峪沟第44窟四壁的画面上段中央绘说法图，其余满绘千佛；中段为本生故事画；下段绘三角垂帐纹。这些壁画以及佛本生故事画的构图、画法、敷彩等都与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相似。

　　吐峪沟石窟的造像风格，除高昌回鹘本土特色外，也有龟兹和敦煌壁画的风格。吐峪沟早期石窟，佛和菩萨像均采用龟兹地区流行的晕染法，即肌体裸露部分采用由深到浅的着色方式，使肌体产生凹凸效果的立体感。这些壁画也重视人体解剖和形象的塑造，在胸、腹，尤其是膝、肘等关节处，用铁线勾出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