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随后红军决定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1936年,东征军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聂荣臻等率领的红一军团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沟口村打响了东征的第一枪,沟口村成为红军东征的桥头堡。红军东征指挥所旧址于2020年入选陕西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旧址中的部分革命先辈旧居无人管理,也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自然损毁十分严重,个别旧居存在垮塌风险。
作为北京足球的品牌赛事,“长城杯”始终以“以球会友”为初衷。北京足协表示,通过组织这场赛事,既为中外青少年球员提供了切磋技艺的机会,也借足球这一通用语言,拉近了球员们的距离。这些民间层面的互动,悄然为跨国友好添砖加瓦,是北京足协以赛事推动跨国友好的体现,也成为首都体育领域推动国际友好的一次生动实践。
得道者多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宝贵援助和支持。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德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战斗情谊,凝结着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巨大勇气,寄托着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恒久追求。
有时,我会假想,倘若巧遇一鳞半爪的历史碎片,有没有可能就此再现原生态的历史情景呢?有一封寄自江西的《“救亡漫画”从苏州到宁都》通信:“我捧着一颗苦痛的心孤独地流浪着,因为乘不到车坐不着船,只好长途步行,跋山涉海,栉风沐雨,尝尽人生的苦味!但在各地,我总找机会,尽我的力量,去干我应做的事。各机关各团体及军队中,请我替他们画了许多宣传画,除大量将漫画张挂街头外,逐日编绘抗战漫画壁报。不久流动第八区一带,住的是四面透风,上无顶,边无窗的破房子,吃的是粗陋的饭食,在大都会过惯的人,跑到这里,无异是两个世界。但在事业上,我获得极大的安慰!八区七县,毗连闽粤,向为内地的屏障,风俗强悍,富于民族意识。在敌人企图更加深侵略的时候,我们决定在这山荒地僻,贫瘠不堪的苦地方,埋头干一下!”——从中我清晰地感受到前辈的胸襟气度,而如此传统知识分子承担正义和道德的使命感,是当下不可及的,常有欠缺的,惟独不缺时常流露出自以为“精英阶层”似的不屑的脸与嘴。
阜新万人坑遗址主要形成于1936年至1945年,葬有死难矿工遗骸7万多具,是全国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的死难矿工遗址,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煤炭资源,奴役、杀害中国劳工的历史,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宝应县曾作为江苏省长江以北区域内新四军抗日军事和政治中心,是新四军及苏中区党委等20多个党政军机构驻地,境内红色资源丰富。宝应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为省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馆藏大量抗日战争时期可移动红色文物,但未建立可移动红色文物等红色资源名录档案及缺乏专业化存储、保养条件;苏中区党委驻地旧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有效开发利用;苏中公学纪念碑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及附属建筑破损等。
研究者胡同先生指出:“一部百年漫画的图像史无异于是百年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直观记录,比照片更来得直接和深刻。”读到如此议论,心里踏实许多。我曾经在旧时漫画刊物里翻寻被定格的“迭昔辰光咯上海”表情,享乐、温情、诡异、颓废、活力、艰辛、反抗以及革命之种种碎片,可见当年漫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胜景一时,应该追念。可难题接踵而至。——对这一课题的偏爱和逐渐深入的认知并没有使我对那个时代的漫画人事立刻就熟稔于心,材料的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时间,我感到自己的无力。踌躇良久,我还是决心一试,不完全缘于想起小时候妈妈对我讲“知识就是力量”,在那段剧变的日脚里,我需要以一种沉浸和跂望,滋养难挨的枯寂时光而不致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