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融保险柜服务24小时热线电话400热线

　　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 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作者 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

　　和欧洲大陆历史截然不同，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共同开拓疆域，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在近代得以“中华民族”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凝聚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学界并没有定论。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给出了源自“华夏族团”“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的答案。而对于推动汉族凝聚发展的原因，则其后描述为：“从历史上看，汉族的凝聚力，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外，还有发达的礼乐文化，形成强而有力的文化认同”。汉族人数最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凝聚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是应充分肯定的，但既然“发达的礼乐文化”所呈现的文化认同是汉族凝聚力的主要构成，那么将“发达的礼乐文化”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认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核心因素”，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鼎、尊、簋、鬲(lì)、甗(yǎn)、编钟等青铜礼器是当今众多博物馆文物展出的主角。它们是先秦时期中华礼乐文化发达的象征，拥有青铜器的大小和数量，体现的是以“天子”为核心的政治秩序。而由燕乐、清商、西凉、高(句)丽、扶南、龟兹等组成的“十部乐”，不仅是唐朝礼乐文化繁荣的标志，更是唐代政治统一、文化交融“大一统”盛世的展现。礼乐文化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是维持“大一统”政治秩序运转的要件。

　　《汉书·礼乐志》载：“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文化既是“大一统”政治秩序的重要标志，也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将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权力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称为“天下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一统”政治秩序的经典表述。孔子从“九经”阐述周天子、诸侯、百姓间的关系，礼乐文化是其核心内容。孟子则将其构成表述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废分封、立郡县，在实现郡县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体化”同时，也创新发展了“大一统”政治体制。

　　其后的汉朝，不仅拓展了区域，且建立起“以汉为天下宗”的皇帝—郡县—特设机构(如西域都护)—外臣属国等不同层次构成的庞大藩属体系，册封授官、“赐鼓吹伎人”等是其重要标志。《史记》不仅设《五帝本纪》将这一“大一统”政治秩序溯源到黄帝，也将楚、越、秦乃至匈奴等都纳入“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系列之中。这既体现司马迁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认同，也是对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和政权被纳入“大一统”的进一步诠释，为人们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最早的话语体系。

　　司马迁的叙述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献和实践而言，突出结果有两个：一是以《史记》为开端的“二十四史”(正史)的出现。表面“正史”是叙述历代王朝的兴替，实则是记录“大一统”政治制度沿革发展的历史。二是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统治者，多以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秩序为最高政治追求。“二十四史”记录的胜出者被称为“历代王朝”，成为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历代王朝之外、被称为“蛮夷”的人群和政权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他们共同开拓疆域、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在司马迁观念中，由“中国”和“蛮夷”共同构成的“天下”是“大一统”政治秩序实施的空间。秦汉以后，为争夺“正统”的需要，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和政权被区分为“华”与“夷”是常态。“大一统”视野下的“华夷之辨”适用场景是“正统”的博弈，而“天下一家”“华夷一体”才是“大一统”政治秩序呈现的完美状态。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政权称东晋南朝为“岛夷”，东晋南朝称北方政权为“戎狄”；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都以“中国”自居，这些是“正统”争夺的突出表现。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互称“兄弟”；唐朝皇帝称东突厥汗国为“敌国”，和吐蕃赞普、回纥可汗则称为“舅甥”；辽宋统治者则以“叔侄”相称。这些都是对“天下一家”“华夷一体”的“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大一统”政治秩序在中华大地上持续实践的过程，既是共同开拓疆域、缔造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这些人群交往交流交融为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持续追求，像一只无形指挥棒，引导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这种人群凝聚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历代王朝主导下的人群凝聚，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唐人、中华人等人群称呼的出现即是代表；二是实现局部统一的政权主导的人群凝聚，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高句丽人、契丹人、蒙古人等称呼的出现即是代表；三是“华夷之辨”导致的人群凝聚，将“天下”这一地理空间内的所有人群在“华”与“夷”不断变化中实现着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康熙时期，随着《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仅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中国”，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中国人”。如《清圣祖实录》中记载：“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这一“中国人”的凝聚结果，梁启超在1902年将其命名为“中华民族”。

　　1939年面对日本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危险，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了系统理论阐述。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再次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路径概述为“多元一体”。“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对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最客观的高度理论概括。

　　从先秦时期的“五方之民”，经过长期在“华夷之辨”下持续交融，最终在清末以“中华民族”之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说秦汉时期郡县范围的“一体化”为其奠定了牢固基础，那么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持续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追求则是其“凝聚核心”，而今人将其称之为“中华文明”。(完)

　　作者简介：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获国务院政府津贴，全国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出版学术专著(包括主编)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侧重于疆域理论、边疆治理、边疆政权以及中华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