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从1941年底至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大量史实证明，香港的抗战历史并不仅仅是这3年又8个月。在全民族抗战中，香港不仅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也是国际援助的关键通道。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名誉兼职教授曹二宝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香港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独特作用。
文化的根脉愈扎愈深，民族的痛楚愈转化为反压迫反侵略不可遏制的熊熊烈焰。因此，当日寇铁蹄步步紧逼，“九一八”伤痕未愈、卢沟桥炮声又起，她甘愿放弃安稳、殷实，举起红旗、投枪，走向呐喊、抗争的前线；甘愿放弃心爱的文学、书桌、课堂，奔向雁北的风雪、枪炮和战马，去写自己“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慷慨诗歌。
近日，嘉兰惠通过越洋电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意识到无辜的中国百姓正承受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巨大痛苦后，飞虎队员“更加坚定地想要帮助中国击败日本空军，阻止在中国发生的破坏和杀戮”。
两天后，在村头文化广场上，村民们举着手机，扫码观看自己感兴趣的AI普法情景剧。孩子们围着大人，好奇地盯着屏幕。老人们则边看边点头，不时讨论。实践团成员耐心解答疑问，法治观念悄然入人心。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我以前看李欧梵老师，他是哈佛的教授，他说他是狐狸型的，他也写过一篇关于狐狸与刺猬的文章。他的老师是费正清，费正清放假的时候把学生叫到乡下的屋子里面，大家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种田、砍柴，累了之后跳到他家的池塘里面去洗澡，然后晒日光浴。
今天要有点“爷味”，“爷味”更多的是一种宽容、理解、慈祥。更多的不是“我告诉你”——我们通常总是说我告诉你，居高临下的。我现在学会和你分享，和你同步一些知识经历，他们是肯听的，觉得我和你是平等的。你要和他们玩在一起，年轻一代喜欢玩VR、游戏、cosplay。玩在一起了，他觉得你是自己人，不是权威。
插队到陕北，条件艰苦，举目无亲，青年习近平也曾迷茫。前辈给他讲起当年怎么依靠老乡，战斗在抗日前线太行山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