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很有趣的是,拉丁美洲许多思想家出身于记者,从新闻理想出发,有人成为伟大文学家,如马尔克斯、略萨;也有人成为思想家,如加莱亚诺。他们有知识分子参与抗议、自办小报和创建媒体阵地的传统。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起初是咖啡馆出身的记者、政治讽刺漫画作者,在左翼知识分子前辈的引领下,逐步开始左翼思想的传播,年纪轻轻成为拉美左翼核心杂志《前进周刊》的执行主编。这本由乌拉圭青年主办的“油印小报”,曾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众多拉美及西班牙、法国著名左翼文化人士在上面发表文章。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从那些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超越、已经过时的,像19世纪、20世纪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经验中,重新汲取一些力量。而且我觉得现在确实需要一些直接、身体参与的行动。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转型,其次在更积极的层面上,要打破各种所谓的次元壁,或者是知识和文化的壁垒,进行更深层次的联结。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在于,很多拉丁美洲的思想者其实是混血后裔,多数是白人后代,因为原住民基本上已经断了根,语言也没有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很多人从小接受的,尤其是那些能进行思想性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体系本质上是殖民者建立的教育体系,很多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内化、隐形的文化基因。每当他们进行这样的写作和思考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剖析。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思想觉醒和精神炼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文本。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宿命。反抗这种宿命,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当然,依附理论通常被简化为,发展的落后和贫穷是因为被欧洲中心主义剥夺了,但实际上其中涉及一个复杂的相关机制。不同领域在经济上的依附、金融上的掌控,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比如拉丁美洲常常面临“结构改革”或“结构调整”,在拉美外资投资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反复发生。随后国内的政治体系也被改组,包括国有产业被私有化,成为欧洲其他公司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源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有效利用和掌握,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核心企业如石油产业、能源产业应由国家持有相应份额,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
在狮脑山顶峰,百团大战纪念碑如同一把锋利的刺刀直插云霄。自此东约20公里,是一片创新高地——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百年老厂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就坐落于此。
文化还具有极强的兼容性,能助力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在广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蓬勃兴起,荔枝文化正与经济社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不少旅客把车停下,品尝荔枝咖啡、荔枝冰淇淋、荔枝味软饮等特色食品。汕头赤坪荔枝公园,游人漫步其中,采摘、品尝鲜荔,欣赏荔枝主题艺术展。从扩展消费场景到借力创意营销,再到探索跨界联动,循着市场的脉络,“文化+”这道“跨界融合题”正不断解出新答案。
“假洋牌”带来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假洋牌”涉嫌虚假宣传,存在误导,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食品保健品类的商品一旦出问题,更是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此外,“假洋牌”生产、销售都在国内,并不会因税费、跨境运输等承担更高成本,却往往因为带着“洋名”而抬高定价,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