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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多年的研究积累了一系列成果，也让越来越多市民对80多年前的香江烽火岁月产生兴趣。2015年，刘智鹏、丁新豹、刘蜀永团队出版《日军在港战争罪行》，根据战后军事法庭档案，披露日军在港累累罪行。2022年出版的《港九大队志》广受关注，很快售罄，今年推出的增订版也受到肯定，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新界乡议局大量购买该书，面向社会各界推广。“有一次，我们在新界乡议局举办抗战史讲座，不少年轻人专程赶来，大礼堂座无虚席。”刘蜀永说。

　　疏通堵点，找准“小切口”。以推动企业跨区域迁移和经营便利化为例，如今，安徽实行企业省内迁移“一键直达”；京津冀三地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快速办理；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等10个省市开展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关试点，正加快建设企业跨省迁移登记数据传输系统……把好事办好办实，才能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在数十年的香港史研究中，有两个抗战故事让刘蜀永印象深刻。一个是沙头角南涌罗家。罗家共有11人参加港九大队，承担情报、交通、战斗等任务，被称为香港“抗战一家人”。2022年9月，由罗家大屋改建而成的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开幕；该纪念馆3年来接待逾9万人次观众参观，成为香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城市发展目的看，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城市化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是资本驱动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工作的重头，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经过持续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富起来之后更加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才能在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当这些影像再次被置于历史环境中观看时，它们可以作为记忆的凭据，记录战争的残酷，记录城市的温度，让历史不再空洞而抽象，对于感知1937年上海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