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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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