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十年来,新疆已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法律服务网络,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全覆盖,乡镇(街道)工作站建成率超95%,村(社区)法律顾问实现常态化驻村。数据显示,2024年新疆法律援助案件量较2014年增长3倍,各族群众通过“12348”法律热线咨询量年均递增20%。“从‘信访不信法’到‘遇事找法’,法治信仰正在边疆大地生根。”王冠华说。
代振宇说:“现在全县征迁安置工作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征迁安置档案有专人负责管理,每一份都有据可循;建立安置房源管理台账,定期盘存核对房源,实行动态管理;打破数据壁垒,共享拆迁数据,杜绝非征迁安置户的子女违规入学问题……”蒙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郑戈表示,今后将加强监管,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斩断征迁安置领域以权谋私利益链,全力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一步在军事、政治上蚕食中国,全体中国人民也一步一步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开始由此前的“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与统一。本文以个人日记、报纸等史料为中心,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一致的过程。叙述时段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止于9月26日(1931年的中秋节)。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9月18日深夜,大多数人最早知道其发生已经是9月19日了,因此大多数史料是从9月19日开始。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中国煤矿文工团成立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历史最悠久的单位之一。2005年,加挂了“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的牌子。2018年9月,转隶到文化和旅游部。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