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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不仅主张知行合一，在他这里可以说是“无之不一”。“无之不一”是刘宗周对王阳明思维方法的概括，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它来点出王阳明的人格、学说特点。“无之不一”不仅蕴含知行合一，而且包括心理合一、内外合一、形而上与形而下合一、工夫与本体合一。心理合一指天理与人心的合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天理是理，昭明灵觉处是心。天地的普遍法则“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在人心中的体现就是良知。王阳明强调的“知是理之灵处”，也是这个意思。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合一，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事；形而上者是体，形而下者是用，良知即体即用，事和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将良知推致于具体事物是“下学”，在具体事物中体悟天道是“上达”；良知代表的天理是形而上者，致良知的具体行动是形而下者，两者合一不离。内外合一，良知本来即有，是内；良知必须推致于外在事物，是内外合一；在致良知中获得各种思想养分是外，将其收归、凝聚、融会于心是内。良知即内即外。良知是体，致良知的工夫是用，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二者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总之，在王阳明这里，一切皆是合一的，目的是纠正学者空空穷理、只在知识上用力的偏颇。

　　作为海南唯一一个火车轮渡码头，海口南港承担着粤海铁路大通道的跨海运力，今年5月，南港“二线”口岸改造项目投入使用，扩容升级后的新口岸规模相当于老南港站的4到5倍，可通过火车轮渡日均吞吐数万吨货物，成为连接海南与内地的战略通道。

　　李瀚明进一步分析，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加上西安产业发达，又是旅游胜地，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此外，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都得使用宽体机。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往往存在客流不足、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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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笔者看来，成都动漫产业二十年的逆袭，奏响了集群化发展、文化融合、深耕受众群体的“三重奏”。其中既藏着中国文创从跟跑到并跑的突围逻辑，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8月3日晚，“苏超”联赛第八轮盐城队对阵常州队，盐城队以5比0大胜常州队。积分垫底的常州队依旧没能实现0进球的突破。图为球迷为球员呐喊加油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万程鹏 摄

　　人文经济学是对反映和表达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诉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造成的“人文悖论”弊端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规定经济领域中的“理性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即“资本人格化”。而与此相对的是他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着力阐明的：人的社会本性为富有道德情怀、伦理规范和人文诉求的文化主体。然而，亚当·斯密将“理性人”与“道德人”一分为二，人文要素被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弊端的根由所在。这一弊端被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称为“斯密之困”或“斯密问题”，本质上就是两者断裂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弊端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造成“漠视人”、人的“自我分裂”与“资本人格化”等“全面异化”。人文经济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根基出发，以“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出发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孤立个人“私有本位”与“资本拜物教”的藩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成为人文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前提。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文化人”本身的全面需要，弥合了“人文悖论”鸿沟，不断推动着全面生产和全面供给，通过人的全面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扩展为“全面社会价值交换理性的人择原理”，取代了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人假设”和“物用价值论”，这就是坚守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立场，创造“人文回归”逻辑的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经济学表达，更是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主张也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人文经济学“人文回归”的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