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也有一句谚语，意思是：‘我们同舟共济’。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要克服这些困难，国际社会可共同加强合作。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有着共通的理念。”米哈伊尔·格洛夫宁说。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独立，就没有港澳的安宁；没有民族的振兴，就没有港澳的繁荣。抗战时期，港澳同胞用行动支持国家抗日；今天，国家的发展为港澳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天的港澳，面对的是经济多元化的挑战、青年成长的期待、与内地更深融合的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开拓新局，港澳同胞都需要坚持将命运与国家紧紧相连的信念。国家越繁荣，港澳发展的底气就越足。这既是历史逻辑，也是现实逻辑、实践逻辑。
2018年，在上合青岛峰会上，习主席系统阐述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白头镇卫生院负责人介绍，在农村地区，“照护资金不足、服务供给短缺”问题比城市更加突出。该院通过转型为长护险定点机构，不仅满足了居民养老需求，还实现了人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多重提升。
在江苏省政府原参事、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看来，“相近难相亲”是一种民间说法，事实上宁镇扬三市加强合作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2年出席撒马尔罕峰会时，习主席指出，实践表明，“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
疏通堵点，找准“小切口”。以推动企业跨区域迁移和经营便利化为例，如今，安徽实行企业省内迁移“一键直达”；京津冀三地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快速办理；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等10个省市开展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关试点，正加快建设企业跨省迁移登记数据传输系统……把好事办好办实，才能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