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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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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原定计划必须改变，9月20日，蒋介石即从南昌坐船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并召开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同时“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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