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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1429.9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189.6亿元，同比增长4.2%。

据《浙江工人报》9月9日报道，自2023年起，杭州市总工会干部周杰开始亲身体验当骑手，两年来，他陆续在4个外卖平台跑了1000多单。其间，他经历过雨天路滑摔伤肩膀，不仅要担心超时罚款，还要在就医时琢磨如何报销医药费；曾在昏暗的老小区里摸索着寻找楼幢，体会过超时的提醒声与找不到楼栋的焦急与无助。“不能光发现问题，还得去解决问题。”两年跑单经历，让周杰深刻体会到了外卖行业的艰辛，更让他对工会服务方式有了全新思考：政策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要贴着小哥的需求“量身定制”。

　　四是坚持有序推进，做到环环相扣、务实高效。会前做好前期调研。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广泛收集企业困难和意见建议，形成“政府政策支持”、“重点招引企业”、“企业问题诉求”三份清单；依据企业需求链接全国相关高校院所、行业专家、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设计活动方案。“亲清直通车•政企面对面”着眼于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党政领导干部依法依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解难题、办实事；“服务产业链•赋能第一线”着眼于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行业分析、政策直通、产业支持、双招双引等多元化服务。各项内容衔接贯通、相辅相成，形成有机整体。

“只有亲身经历，才有切身体会，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领导干部们体验送外卖后，那一份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最为动人，也最为可贵。”文章说，因为“感同身受”在前，方有“推己及人，反求诸己”。“感同身受”，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的重要起点。“不做‘官老爷’，要当‘勤务员’，离不开这样的‘感同身受’，看到群众的‘急难愁盼’，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让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制度，更有人情味，‘民生含量’更高，都需要‘与群众共情共鸣’来支撑。”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9月18日电 据“廉洁深圳”微信公众号消息，深圳市政协原常委姚任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深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