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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华强生于1978年3月，200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同年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士学位(双学位)。200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2009年，吴华强加入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曾任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主任。

　　戴维·阿迪昂此次携姨妈、子女及孙辈一同来到广东寻根谒祖。在深圳妇儿大厦，他的孙辈难掩兴奋之情：魔术表演时，他们踊跃上台参与互动；与深圳的孩子们一同起舞、游戏，还收获了深圳的小朋友们用3D打印技术精心制作的麒麟礼物。

澎湃新闻：拉丁美洲思想的形成，一面深受与欧洲、美国等外部世界的互动影响，同时又不断追问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您如何看待拉美思想在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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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现代化不是某种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不同文明在碰撞中形成的交响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霞认为，为构建具有包容性质的现代文明作出贡献是华侨华人的文化使命。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正值盛夏时节，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金溪县竹桥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研学学生与游客，被一代代人踩得油亮的青石板路也正见证着这座古村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