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之举。城市发展动力体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城市之间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发展水平等各不相同，但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缺乏特色、风格单调，出现“千城一面”、产业同质化等现象。如果都集中在几条赛道上，各地不仅难以施展所长，还会带来资源浪费。应当看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风貌，这是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因素、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形成的。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做到“因风吹火，照纹劈柴”，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错位发展，才能增强城市发展的动力活力。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推动城市发展动力从过去依赖传统要素驱动向依靠特色优势驱动转变，更加注重特色发展。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各展所长，能够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并形成城市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
邮局设有海洋科普、海洋邮票展示等7个功能区。游客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方式了解海洋知识。游客在这里不仅能买文创，还能盖戳、亲手制作非遗特色明信片。
从城市发展目的看，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城市化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是资本驱动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工作的重头，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经过持续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富起来之后更加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才能在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独立，就没有港澳的安宁；没有民族的振兴，就没有港澳的繁荣。抗战时期，港澳同胞用行动支持国家抗日；今天，国家的发展为港澳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天的港澳，面对的是经济多元化的挑战、青年成长的期待、与内地更深融合的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开拓新局，港澳同胞都需要坚持将命运与国家紧紧相连的信念。国家越繁荣，港澳发展的底气就越足。这既是历史逻辑，也是现实逻辑、实践逻辑。
中国在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背景下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将进一步彰显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是铭记历史、共创未来的重要时刻。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声明。
他认为，关注、报道上合组织的有关情况十分重要：“我来自亚洲，我希望看到区域合作进展顺利。如果区域合作能够促进发展、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乐见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