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本间哲朗指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商务部多次召开外资企业座谈会，通告有关政策落地进程，倾听外资企业发展诉求。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苏州市吴江区的中小学就投入使用了“阳光食堂”系统。该地一所中学食堂管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一个极尽详细，将各环节、各终端的数据和信息汇集起来的系统，覆盖了食材管理、供应商管理、招标与询价、订单与验收、民主监督、账单库存管理、明厨亮灶、食品安全管理与财务管理等全流程环节，其下又各自细分了诸如“膳食家委会”“食品留样”“每日评价”等几十小项内容。换言之，与“校园餐”有关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在这个系统的监控之下，“家长、学校、教育局和市场监管局多方共同参与，实时记录，动态更新”。
不过，多个头部团餐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清退外包的信号，还是被业内视为进入中小学食堂领域的风险因素。曾获“全国校园餐企业百强”的中膳团餐产业集团副总裁蒋方源提道，“未来政策怎么变，是持续收紧，还是可能逐渐放宽，都还是不明朗的，这种不确定性是企业最担心的事”。
自2024年5月以来，各省纷纷响应中央部署，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宁夏回族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校园餐”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396个，组织处理439人；贵州省“校园餐”专项整治共立案1665件，党纪政务处分148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3人，推动被欠拨挪用的“校园餐”资金4.62亿元拨付到位；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累计立案1827件，处分1994人……
“我要赔偿！”不久前，在浙江义乌市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名土耳其商人因为商户两次延迟交货，怒气冲冲地上门寻求帮助。前来调解的也是一个“老外”——尼泊尔商人拉吉·库玛尔。库玛尔一边安抚这名土耳其商人，一边耐心劝解商户，“延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一来二去，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政策表述始终采用“鼓励”“原则上”“具备条件的学校”等倡导式表达，为中小学食堂外包留下了转圜余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考虑到不同学校规模、办学条件和食堂硬件因素，尤其是部分学校自营仍存在困难，所以政策没有“一刀切”。
4月15日中午，《中国新闻周刊》在该校饭堂看到，当天的午餐菜单有绍菜、猪肉香芋、炆豆腐、紫苏炆麻鸭等。“现在的饭菜比以前量大价低，还丰盛可口了。晚自修后学校还提供夜宵，8个饺子仅需3元。”一位排队的学生称。
今年是中国和丹麦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给中国丹麦商会的复信不仅是商会，而且是丹麦企业界的莫大荣幸，在华丹麦企业对深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商会将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向丹中政府建言献策。”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李曦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