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仅是从业者，也是生命教育者。”说这话的时候，95后年轻人王英豪刚刚与同事们为一只死亡的宠物擦拭完身体不久。按照大学时的职业规划，王英豪毕业后本该拿着纸笔，从事家具产品设计工作。不过，养过猫的他看到关于宠物殡葬的新闻后，决定转行成为一名宠物殡葬师。
我刚刚讲到网红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他们重视情绪价值，重视叙事，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这个拿到教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是什么？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更是关系的培养，包括我们讲传道授业，“道”是一条路，路是过程，是旅行。古往今来，教育的初心就是旅行，旅行就是组队打怪，组队过程当中，老师是一个领导者，我们是一个团队。以前老师是高高在上地往下灌输，今天不行。今天老师的角色更像是伴读，陪伴者，或者叫陪练，但是也要带一些向导，因为你对“路”更熟悉。我很喜欢“路”这个词，路不止有一条，学生很喜欢“点”，你也要跟他讲这个“点”到“点”之间的路，而且从一个 “点” 到另一个 “点” 的路不止一条，如果光注重结果，就看不到一条一条的路，而老师是有他的优势的，这也是一个面向思维的教育。今天不是面向结果，而是面向过程、面向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平遥古城，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近年来通过举办各类赛事，让古老的城墙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绽放出别样光彩。通过举办健康跑、马拉松、自行车赛等赛事，平遥古城吸引了更多游客，提升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当地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通过“园区+合作社+农户”的订单模式，青稞收购价从每公斤3元提高到6元，亩均增收超600元。截至目前累计收购青稞原粮3200万斤，辐射带动5000户农户增收约9000万元。
三是犯罪手段多样化，职业骗保专业化。实践中，医保骗保犯罪手段主要有伪造证明材料、虚开费用单据、虚构医药服务、分解项目、串换药品、冒名就医、购药及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转卖药品等，各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部分职业骗保人组织化、分工化程度越来越高，团伙化、专业化特征明显。
泽连斯基则指出，最新袭击表明俄罗斯“对言辞毫不在意”，并强调唯一应对之道就是制裁。“我们期待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实际行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