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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彦花西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与先锋镇交界处，站房以“西北门塞，秀美山滩”为设计理念，融合传统城门元素与现代建筑语言，展现乌拉特前旗“东大门”的形象与时代风貌。
在担任征迁安置办主任期间，魏锋还代表庄周街道办事处参加蒙城县教育局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集中审核工作，这又为其非法敛财提供了方便。
中文教育的意义已远远超越课堂。24岁的奥韦图·赫拉比萨(Owethu Hlabisa)今年第一次来中国游学，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人们的自律令他深感震撼。“中国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种自律是我希望带回南非的。”
同在上海的黄炎培，9月19日即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一天，他到史量才家，史量才正和一群人打牌。黄炎培于是说：“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当中即有人反驳道：“中国又不是黄任之（黄炎培）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于是黄炎培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您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众人只好散去。
已经加入共青团与反帝大同盟的聂耳当时在上海，直到9月20日才通过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明月歌剧社工作的同事当天谈到九一八事变时，“总是一些国家主义的观念”，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望靠谁解决都是狗屁，什么国际联盟！它不是一样地在想找饮食吃。”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