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查，李鹏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培植个人势力，搞“七个有之”；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车辆司机服务安排；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背组织原则，卖官鬻爵，严重污染地方政治生态；廉洁底线失守，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腐化堕落；贪婪无度，政商勾连，大搞新型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矿产开发、企业经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股权股份等巨额财物。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系统保护体现城市历史传承和地域特色的历史街区、文化遗址、传统风貌区等重要空间载体，鼓励将书法、戏曲、工艺、礼仪等文化元素融入城市空间、社区生活与艺术表达。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图书馆、美术馆、非遗展示场所等文化设施向市民开放。系统推进市民道德建设、公共文明引导，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通过文化保护、服务供给、精神培育的协同推进，全面打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风貌的现代化文明城市形象。
一场数字经济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浙江文化产权交易所董事长、总经理林文火表示，当前，技术应用与内容创新的深度融合，中国文化借助数字之翼打破时空藩篱。
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青年协会会长闫晖观察到，近年来塔吉克斯坦城市建设越来越现代化，民众收入增加，超市里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电子支付普及带来诸多便利。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934年9月，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针对弥漫于社会的消极悲观情绪，鲁迅写了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内涵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当时我国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述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和前瞻布局。此后在地方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内涵式发展，比如，2019年在上海考察时要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2024年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创新城市治理，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