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发现，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招聘时，一些企业会在面试后设置3～10天的试岗期，临近试岗结束，再以“经验不足”“人岗不匹配”等理由辞退劳动者，并拒绝支付试岗期工资。当劳动者想要通过投诉、劳动仲裁等途径讨薪时，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又成为难题。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超级快充站的顶棚上、高速公路边坡，包括服务区的屋顶上都铺满了光伏板。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光伏每年可以发出115万度的绿电，除了可以供应这个超级充电站的用能需求，还能满足整个服务区的日常用电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至少有115名烈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生命。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将港九大队115名烈士名册放进香港大会堂，供市民瞻仰。
“安吉安盛”轮在港作业期间，烟台港与烟台海关、烟台海事、烟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烟台港引航站等口岸单位部门密切协作，针对车辆上船需求，设置专用集中存放区域，并优化巡查管控、电池电量检测、放电断电等安全性保障措施。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女士，最近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账户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一点很吸引我。”她说，自己打算再买一些养老金融产品，让养老“钱包”越来越“鼓”。
据悉，香港赛区将于9月6日至7日在马鞍山体育馆举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大众项目——轮椅舞蹈比赛。(完)
对于邹韬奋来说，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次流亡。此前，他被迫从上海流亡到香港时，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该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奔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爱国救亡运动。此次再度流亡到香港，他仍然继续办刊。由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最盛时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读者来信，广泛团结与影响了香港、内地及东南亚的华人。海内外华人抗日情绪无比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