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现场,游客既可体验草原传统手工艺和民俗项目,如制作馕、挤牛奶和趣味射箭,也能品尝地道烤羊肉串和手抓饭。现场音乐表演涵盖民族、说唱、摇滚多种风格,邀请了音乐人狼戈及《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冠军张磊等献唱,丰富了观众的视听享受。
庐山抗战博物馆内,有两张展图令人印象深刻,一张是“参加国共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周恩来”,另一张是“第二次庐山谈判时,中共代表团在下榻的仙岩饭店前合影”。两张照片中的周恩来,皆神态自若、豪情满怀,坚毅的眼神折射出实现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目标的信心和决心。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背后是中共对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充分诚意和缜密考量。面对蒋介石嗤之以鼻的冰冷态度和蛮横无理的强硬态度,中共谈判团仍不失风度,努力争取两党合作。透过历史的橱窗,我愤怒于蒋介石拎不清民族大义和党派小利;我鄙视国民党企图放弃工农力量、仅仅依靠士族门阀抗日;我更赞叹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博大胸襟与历史担当。
即使是在游击队的接应和维护下,一些名人的撤离也是经过千辛万苦。何香凝、柳亚子因年迈体弱,不宜进行长途跋涉。为旅途安全,也走海路。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何香凝、柳亚子在广东安全登岸,何香凝感慨地写下了《日寇侵占香港后回粤东途中感怀》一诗。柳亚子则写下了《流亡杂诗》,“劫余仍遣同舟济,揽辔中原共死生”,抒写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的舍生忘死,肝胆相照。
“我国婴幼儿托育行业正面临人才结构性矛盾。”姬彦红介绍,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学历结构失衡,全国持证保育人员仅50万,本科及以上占比不足10%,尤其缺乏既懂专业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专业能力有短板,现有从业人员普遍缺乏婴幼儿发展评估、家庭养育指导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和实操技能;职业发展受限,行业整体薪资偏低,人才流失率较高,机构存在“招人难、留人难”问题。
装修作为一种涉及多个环节的低频消费,大多数消费者对此都缺少相关专业经验,与商家之间也存在着信息差,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容易踩入“装修坑”,这也给一些不正规的装修公司留下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