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1986年,阿克苏地区启动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以下简称“柯柯牙工程”),接续实施过程中,这项工程成为全国荒漠绿化、“三北”防护林建设的典范,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列为“全球500佳境”之一,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柯柯牙工程建设者群体,先后被评为“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倡导‘上海精神’,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展现出一种新的国家间相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各国间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对那些致力于为本国人民谋求最大发展福祉的国家来说,‘上海精神’必然会引起巨大共鸣。”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罗曼·齐斯金认为,“上海精神”与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理念是相通的,是指引不同国家友好相处的一种建设性方式。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发展创科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过去数年,特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科技、资金和人才的相互促进,加速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合作和联动,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特区政府亦正积极筹备推出“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相信会进一步带动市场资金投资创科产业,驱动整个创科产业生态的蓬勃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应当看到,只有加力疏通堵点、协同发展、深化改革,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才能更好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形成良好产业生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边是老人‘没处去’,一边是医院‘床位空’。”徐州市医保部门相关负责人坦言,“这‘两头难’必须破局。”为此,徐州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转型,开展长护险服务与医养融合,让乡镇卫生院把闲置病床和医护人员“动起来”,实现“政府出政策、医保出资金、医院出服务”。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