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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不仅主张知行合一，在他这里可以说是“无之不一”。“无之不一”是刘宗周对王阳明思维方法的概括，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它来点出王阳明的人格、学说特点。“无之不一”不仅蕴含知行合一，而且包括心理合一、内外合一、形而上与形而下合一、工夫与本体合一。心理合一指天理与人心的合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天理是理，昭明灵觉处是心。天地的普遍法则“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在人心中的体现就是良知。王阳明强调的“知是理之灵处”，也是这个意思。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合一，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事；形而上者是体，形而下者是用，良知即体即用，事和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将良知推致于具体事物是“下学”，在具体事物中体悟天道是“上达”；良知代表的天理是形而上者，致良知的具体行动是形而下者，两者合一不离。内外合一，良知本来即有，是内；良知必须推致于外在事物，是内外合一；在致良知中获得各种思想养分是外，将其收归、凝聚、融会于心是内。良知即内即外。良知是体，致良知的工夫是用，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二者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总之，在王阳明这里，一切皆是合一的，目的是纠正学者空空穷理、只在知识上用力的偏颇。

澎湃新闻：您提到，“欧盟的战略不该是对抗，而应是与中国共存，维护欧洲价值观，同时促进共同利益。”2019年，欧盟首次出台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今中欧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一定位？这对双边关系，尤其经贸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这一点和朱熹有明显不同。朱熹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分析的，他的概念是成对的，定义明确，边界清楚，每一个事物，都希望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王阳明风格浑融，务求简易直截，认为区别得太清楚就会陷入支离破碎，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他的思维方法着重综合。他常批评朱熹的学说“分心与理为二”，且少一个统领性的东西，容易使人专在知识上用力，埋头于格物致知而丢弃了正心诚意。在王阳明看来，中国古人的修养工夫是德和知不偏废，仁智双彰。而朱熹还推崇程子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容易使人陷入对具体知识的追求，不能在知识上同时体会德性。所以王阳明主张，“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同时，只有浑融的、一般性的东西，才能圆融地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孔子“君子不器”的意思，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8月4日电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纪委监委对大同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荆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陈玉祥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玉祥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