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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和“外省”是两个世界。这种现象在旺代尤为典型。旺代是一个纯农业省，尽管它出产的谷物可以养活三个省的人口，但它缺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既不像卢瓦尔河谷那样拥有前朝王族的文化遗产，也不像布列塔尼和诺曼底那样，有军事贵族割据一方。因此，旺代只能像战利品一样被争夺。基于过去的研究，蒂利在1975年编辑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一书，创造出了“掠夺性国家”理论。在1985年的《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战争制造和国家制造》（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一文中，蒂利将主权者描述为不诚实的，因为“政府本身通常会模拟、刺激甚至捏造外部战争的威胁”，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向公民兜售安全的幌子，强迫人民服从，以换取免受政府侵害的保护。他认为战争是“最大的有组织犯罪”。
反观乌鲁木齐，偏居西北一隅的位置，为向西开放提供了便利。李瀚明指出，与乌鲁木齐类似的其实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座城市都位于亚欧航路的中间点。利用空客A321XLR这样的远程窄体机，阿拉木图成功开航伦敦。在国内，乌鲁木齐是唯一一个用窄体机能直飞欧洲的航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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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花期集中在端午节至重阳节期间，全年可集中采收8至12次。我们采摘花苞的最佳标准为含苞待放的状态。”种植户陈先生介绍说，采摘下的鲜花苞每个重约150克，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每亩年产鲜花苞可超3500公斤。
旺代叛军装备简陋，使用“老式猎枪、十字架、草叉和棍棒、长矛和镰刀”，其武器弹药的补给需要从共和军手中夺取——而且他们并非常备军，农民在战斗结束后会回家干农活。为了寻找具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起义者寻求当地贵族的支持，后者通常是前波旁王朝的军官。例如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他曾是路易十六的侍卫，1792年离开巴黎，退居乡下庄园。据说，一位农民在1793年来找他，宣称邻近教区的居民们渴望加入起义，已经拿起武器，并且请求他担任他们的领袖。被任命为旺代天主教和皇家军队的总司令时，德·拉罗什雅克兰才刚满二十一岁。勒芒（Le Mans）战役失败后，他高呼：“我真希望战死沙场！”此后，他的行动愈加鲁莽，1794年1月在游击战中被打死。
从1793年冬到1794年春，共和军在“旺代军区”实施了暴力镇压。在城市约有一万五千人被枪杀、溺毙或送上断头台，而在乡村，约有二至五万平民被地狱纵队（colonnes infernales）杀死，许多城镇和村庄被烧毁。1794年12月，共和军与旺代各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并在1795年2月至5月期间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一次旺代战争”。1795年6月，“第二次旺代战争”爆发。然而，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领导人要么屈服，要么在1796年被处决。此后旺代地区还经历了短暂的叛乱，包括1799年的“第三次战争”，1815年的“第四次战争”和1832年的“第五次战争”，规模都小得多。据估计，五次战争遇难人数约为二十万，其中包括约十七万名旺代军事居民，占起义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