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包括“岗位意识”,90年代讨论人文主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这个词在今天仍然有意义,你不能说我在传播的时候就“失位”了,在讨好当中,在刺激当中,在贩卖焦虑。只要有情绪的地方就有流量,这个我太清楚了,我网络玩得很溜,怎么有流量我太知道了。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一点我很骄傲。因为流量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你能够用流量控制你的粉丝,可是你在控制他人的时候,权力这把双刃剑也会反过来控制你。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行政区划代码管理办法》9月1日起正式实施。每个人身份证号码前六位就是行政区划代码,办法规定了编制和废止两种确定代码的情形,要求设立行政区划时编制代码、撤销行政区划时废止代码、变更隶属关系时废止并编制新的代码等。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优化调整的,应当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及时将更新后的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强化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数据信息共享。
上海,从民国到今天都不一样。魔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接地气,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的时候,上海所谓的知识精英很多都不是典型的学院精英,像吕思勉这些学院精英,因为私立大学工资太低,还要给出版社写一些通识畅销书赚点钱,他们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就是报业大王,办各种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作为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优化调整的主要补划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