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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本还没有占领济南，我父亲和王献廷（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甫这些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开会，商量该怎么办，大家做出三个决定：成立“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发动群众抗日，绝对不当亡国奴；把家产和武器都拿出来，成立抗日武装；即使以后日寇占领了临沂、徐州，也绝对不逃跑，要打游击跟日本人拼到底。

没过多久，我就和母亲、四弟一起回到阔别四年的老家，到家后，我却一时高兴不起来，抗战前我们大家庭热热闹闹，现在都参加革命了，只剩下我们娘仨，冷清清的。最让让人伤心的是，我们家在抗日期间被毁得面目全非，先是党组织怕日本人在村上安据点，动员我们主动把家里的堂楼拆了，我们走后汉奸维持会又抄了我们的家，还给家的大门贴了封条，我们回来的时候，屋子里一件东西都没剩，院子里长满了草，土地也都被佃户给分了。到1949年建国前，我们家一共被抄过三次，第二次是1946年的国民党反攻，第三次是1947年土改，村里谁当家我们都不是好人，这么惨的家庭在沙埠也是找不出来第二户！

　　生态保护修复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维度的深远意义。从发展理念维度看，它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有利于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地区通过生态修复实现了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充分证明了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从功能维度看，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释氧等不可替代的服务功能。从伦理维度看，生态保护修复顺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将人类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生态系统的维护者。福建福州青屿村的渔民主动延长休渔期以保护濒危的中国鲎，正是这种伦理转变的生动体现。从文化维度看，生态保护修复培育了生态文化，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如浙江台州的“蓝色循环”模式通过立法将海洋塑料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引导全社会参与海洋生态保护。这些创新探索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林珍照顾过一位脸被炸伤、双目失明的战士曾九。“我对曾大哥说，我帮不了你的眼睛，怎么办？”曾九笑着安慰：“阿珍，不要怕，我们总能打胜仗。”那种保家卫国的信念与勇敢坚韧的精神，影响林珍至今。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利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扎实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 陈杭)北京市气象台12日7时2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8时至13日8时，北京自西向东有一次雷阵雨过程，中午前后开始影响城区，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3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