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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牌仪式后，“新侨双创在上海 侨聚松江促发展”专场活动拉开序幕。聚焦空间、资金、人才、产学研融合、企业出海等方面，6位园区负责人结合园区情况，为新侨创新创业人士详细介绍了为侨服务的特色政策。

拉美有一种现象：政坛领袖常常是诗人、小说家或艺术家，他们常常担任国家的文化或教育部长等职务甚至竞选总统。这并非简单“弃文从政”，而是思想与实践结合的一种选择。例如，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享有盛名，是拉美文学新希望，但后来参选秘鲁总统。选举失败后，他前往西班牙，又到美国大学任教，但始终关注秘鲁政治，提出尖锐批评。我当然不完全认同他那些批评，但这本身就是拉美知识分子的常态。

　　优化活动流程方面，科技社团举办的活动必须突出学术特色，弘扬优良学风，自觉维护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社团的社会形象。禁止举办“应景式”活动，禁止举办华而不实的活动，禁止举办只围着少数“大咖”转的活动。禁止在排桌签、念名单、照合影上耗费与会人员过多时间和精力。重要活动的绩效应当以适当方式向理事会或会员代表会议报告。

拉美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秘鲁有阿普拉主义提出的“人民的现代化”传统，阿根廷有庇隆主义的传统——今天所有重要的阿根廷政治力量都跟庇隆主义有所牵涉，无论是左翼、中间还是右翼，各种立场的庇隆主义者轮番上台。在阿根廷的案例中，庇隆主义不同潮流的轮换中，出现了原先马克里、现在的米莱这样的右翼领导者，他们或是大企业家，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穿插在庇隆主义传统中交替执政。

　　老与新、破与立，一番话道出一以贯之的要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老企业同样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控制经费支出方面，科技社团应严格控制活动规模。禁止安排公款旅游、赠送贵重纪念品、安排高档消费活动或违规组织娱乐活动。主办国际活动应当遵循得体、平等原则，不得“穷大方”、摆排场。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