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9月19日上午九时抵达朝鲜的汉城,刚到即被各新闻记者拿着号外告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于是,蒋作宾便忙于慰问朝鲜的华侨,同时致祭死难者。值得一提的是,刚到汉城时,蒋作宾就得到了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宇垣一成的殷切招待。当天中午,宇垣一成对蒋作宾称“不愿此事扩大”,蒋作宾认为“似言行不敷”。于是,这天深夜,蒋作宾即拜访宇垣一成,“陈说各种利害,要求即时停止军事行动”,对此宇垣一成的反应是,据蒋作宾的日记:“颇动容,允即电前方,若中国不来攻击,暂停进行,惟盼中国履行各条约,并愿援助中国统一。”在之后的几天中,“沿途日本方面保护、招待颇为周到”。
其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夏鼐,9月19日通过阅读《北平晨报》的号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1日,清华大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其中有提议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清华全体师生绝食一天的提案,不过均未通过,夏鼐则觉得这些提案“真有点好笑”。9月24日,清华大学停课,学生至四郊宣传日军暴行,然而夏鼐认为“收效甚少”。9月26日,清华大学再度停课,学生徒步进城向张学良请愿宣战,夏鼐则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于是就没有去了,并在这天晚上与几位同学赏月。作为老师的顾颉刚亦有类似的看法。其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亦是9月19日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9月22日,燕京大学的学生手臂皆系上黑纱,上面写着“耻”字,顾颉刚则评论道:“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乌海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站房设计主题为“沙漠绿洲,雄鹰腾飞”。建筑的流线型造型仿佛大漠中的城市绿洲,向两侧展开的造型设计如同草原腾飞的雄鹰,寓意开放的乌海市经济高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小童是某明星团体成员A的“粉丝”。阿伟是A应援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在线上某平台注册经营店铺,出售A的“周边物品”。但出售价格却明显虚高,阿伟将店铺经营所得用来给A进行应援、打榜。
唯一持不同意见的是刚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美联储理事、目前仍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芬·米兰,他支持降息50个基点,成为本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唯一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