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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每天迎接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展馆里，一辆复原的吉斯-5 卡车静静地停着，车头的“羊毛车”三个字已经褪色。

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这些前浪，我们的知识是怎么积累的？最早是一本书背下来，后来学历史，是日积月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我现在很注重“过程”这个词，老一辈可能用一辈子研究一部《红楼梦》或者一个鲁迅，通过漫长的积累形成整个知识体系。今天呢？好像老一辈建了一个数据库，他们去提取、去检索，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只关注检索结果。他们恨不得你直接告诉他们结论是什么，知识点在哪里。我不认同他们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心态。

传统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例如许教授这本书所代表的著书立说，在当下已显不足；还需课程、视频、播客等多元形式。当知识和新媒体结合，其内容形态也随之改变：原本体系化、系统性的整体知识，可能变成情绪化的表达。它不是面向知识本身，而是面向一种人际关系。我认为，知识现在面临的既是一场新的转型，也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它不是知识原来的本体，而是变成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一曲《红旗颂》的深情旋律奏响，当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过天安门，老战士们用颤抖的手敬着军礼，热泪盈眶。习近平总书记挥手致敬。全场自发起立，掌声雷鸣。

　　张先生认为，网球明星的出现与整个网球运动以及网球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并形成正向反馈。他说，明星越多，示范效应就越强，就会更加刺激网球运动的发展，网球经济热度也会越高。而打网球的人多了，就会涌现出更多的网球明星。

　　插队到陕北，条件艰苦，举目无亲，青年习近平也曾迷茫。前辈给他讲起当年怎么依靠老乡，战斗在抗日前线太行山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