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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健和团队成员收到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情暖人间 善德感恩”八个大字，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段温暖的救援故事：今年8月29日8点11分，张健刚刚到岗，电话骤然响起。“我爷爷独居在家，刚才上厕所摔倒了！能不能先上门看看，我们正在赶回来。”一位家属语气焦急。得知是位男性老人，怕自己一个人扛不动，张健立刻协调了食堂工作人员任志峰、联动站员罗莲，三人组成的应急小组10分钟内抵达老人家中。当他们进屋时，老人已从浴室艰难爬至卧室，正试图起身。“您别急，我们来了！”三人默契配合，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至床边，避免二次伤害。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二是大统战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结合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领导，围绕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全面整合统一战线资源，推动人才、智力、技术、项目等要素打破流通壁垒，进一步向民营经济有关领域集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留学归国人员、海外华侨华人、新的社会阶层各展所长，职能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各显神通，共同构建起政企高效对接、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内外市场更好联通的有效渠道和机制。实践证明，“双强行动”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持续释放综合集成政策效能，不断汇聚产业链发展合力，已经成为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积极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载体。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