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群众赛事与职业赛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错纵横,拧成一股绳。职业赛事门槛高、观赏性强,引领着中国体育水平的发展,一些运动员退役后还持续赋能群众赛事;筹办职业赛事建造的体育场地,赛后也能为群众赛事所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反过来,群众赛事输送后备人才、培育体育文化、提供创新借鉴,不断为职业赛事夯实根基。职业赛事若是参天林木,群众赛事便是葳蕤草木,二者可谓互惠共生、共同繁荣。
尽管工作中常有委屈和疲惫,但更多时候,她感受到的是温暖与值得。刚来北京时,一位老人看到四川发生地震的新闻报道,特意问候了她家里人的情况。那一刻,张健差点哭出来:“我其实对他印象不深,但他却记得我是四川人。”
适度超前也有面向未来的考量。李瀚明表示,最近几年,国内长途旅行取代了一部分出国游的需求。西北是国内长途旅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新疆、青甘大环线等热度居高不下。西北遥远,高铁也不发达,更依赖民航运输。此外,西安和乌鲁木齐还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需要。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在国防上,他强调应“增强防御能力”,并与盟友和伙伴更加紧密合作。移民方面,他呼吁社会对国家保持信心,称政府采取的措施已见成效:2025年8月庇护申请人数较一年前下降六成。社会保障方面,默茨主张调整公民金制度,并重新设计代际契约,以兼顾年轻一代负担与老年人退休保障。在经济上,他强调加大投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