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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国纳米业矩阵，覆盖千亿级产值规模。记者看到，纳米科技已广泛应用于脑机接口技术、芯片光刻技术、极低温显微镜等关键领域。

　　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路博迈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师 朱冰倩：上周主动的外资也是从去年10月以来首度流入了A股，流入近2000万美元，另外我们看到被动的外资也在加速流入过程中，整体上流入A股的外资达到了9.6亿美元。

　　王万瑞代表巴西华人协会对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巴西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巴西华人协会将为代表团与巴西各界建立联系提供全力支持。

　　发达经济体科技优势面临新兴力量的强劲挑战，传统产业转型缓慢，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再加上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体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越是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手段维持竞争优势，就越可能加速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下滑。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