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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市沿江卫生院也曾因“撤乡并镇”面临发展瓶颈——服务需求不足、用房闲置、运营困难。成为长护险定点机构后，因具备专业团队和政策支持，该院成为附近失能家庭的首选，入住率从40%提升至70%。

　　在刘蜀永看来，香港抗战史研究和推广仍有待深入。他指出，研究香港抗战史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观点将日军进攻香港后英军的抵抗称为‘香港保卫战’。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无意保卫香港，英国首相丘吉尔直言增兵香港的想法大错特错。真正为保卫香港、保卫国家而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当然，也不能说英军的抵抗毫无意义，因为当时中英双方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43年5月的一个深夜。当晚，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带领6名班排骨干与船家梁克共12人，从大屿山乘船前往屯门开辟根据地。途中突遇日军炮艇袭击，全体牺牲。最初公布的烈士名单只有8人。近年来，通过拍卖流出的档案确认，梁克的妻子与3个孩子同时遇难。

　　在有需要的成员国实施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将上海合作组织专项奖学金名额翻一番、未来5年在成员国建设10所“鲁班工坊”、提供1万个人力资源研修培训名额、为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治疗50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实施5000例白内障手术、开展1万例癌症筛查……习主席在会上发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彰显了大国担当。

　　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高级记者阿卜杜勒·瓦吉德·汗表示，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合组织在各领域的相关举措都确保各国平等协商，不断增进互信。上合组织汇聚了多样文明，尊重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与发展模式，并将这种差异转化为发展与合作优势。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老问题，也是难题。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以税收优惠、补贴政策扭曲要素配置；有的地方环保执法、涉企检查等监管执法不统一，增加企业经营制度性成本……从全局看，这些保护政策导致低层次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妨碍市场优胜劣汰，阻碍了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