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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李瀚明进一步分析，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加上西安产业发达，又是旅游胜地，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此外，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都得使用宽体机。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往往存在客流不足、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此次峰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增强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双多边合作中来。”伊尔凡·阿什拉夫说。

　　鲁迅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弘扬为民族独立而不惜牺牲的浩然正气。1936年8月，鲁迅说：“中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在上午的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主席谈到第一个“初心”——“上海精神”。24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刚一成立，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