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在外漂泊的日子,家中光景并不轻松。“我妈特别辛苦。”然姐回忆,“那时我姥、我姥爷身体都不太好,她既要照顾两位老人,还得养狐狸、貉子——用来做羽绒服领子上那一圈毛。”
大概2005年,我跟出版社的朋友闲聊。我提出可以出一本抗战时期香港社会的口述历史,他们同意了。我们认识不少港九大队老战士本人或后人,保持长期联系。材料积累差不多后,我们就动手把它弄成一本书,用志书的规格来写,三年前第一版《港九大队志》出版。去年,出版社说,明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你们也找到一些新材料,要不要把书增订一下?所以今年出版的《港九大队志(增订版)》赶上抗战胜利80周年节点。
“我从来没播过,那天直播间人特别多,一看全是真人,我紧张得慌了神。”直播中还出了个小插曲,“中间上了一款产品,我觉得不大好吃,直接就给扔一边说‘下架,这不好吃’,现场所有人都慌了,算是个直播事故吧。”
欧盟的目标必须是“联盟”,学亚洲国家和文化的经验、“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理念,这是唯一可走的路。欧洲一步步对亚洲和中国文化衍生出同理心和愿意学习的态度,为未来50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智鹏:1941年12月25日港英政府投降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的武工队潜入香港,展开工作。第一个工作是秘密大营救,把当时留在香港的一批重要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还有一些文化名人救出去。这批人物处境非常危险,日军要抓他们。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霁、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解放军驻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出席开幕礼。
记者:最近,您和刘蜀永教授共同主编的《港九大队志(增订版)》一书出版。请您介绍港九大队为香港抗战作出了哪些贡献?您和团队在搜集、揭开港九大队这段尘封历史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曾几何时,一台大尺寸电视也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而如今,电视的屏幕越来越大,价格却越来越“美丽”,75英寸的电视仅需几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