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6日是这一年的中秋节，蒋介石听说日本将不接受国联的仲裁，并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并决定迁都西北。对蒋介石来说，前几天的希望突然落空，这一个中秋节显然不太好过。这一天的中午，邵元冲则在家中祭祖，与蒋介石的心境类似，邵元冲在日记中记录：“前方多难，虽遇令辰，益滋慨耳。”
从17个试点项目到按下“加速键”的全域性探索。杨雁表示，河南作为全国唯一实现联审联批的省份，通过多个方案联动审查可节约80%以上的工作时间。“以整治出资源、以资源促发展、以发展赋动能，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完)
农业农村部原国家首席兽医师(官)、中国乡村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金祥强调，要提升农业品牌的竞争力，而深化创新是夯实品牌的硬支撑。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调查发现，2018年下半年，蔡燕蒙曾向魏锋咨询庄周街道前杨村六里白庄的前杨合作社能否拆迁，魏锋查看规划图后告知蔡燕蒙该片属于拆迁范围，并且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申请提前拆迁。蔡燕蒙随即以396万元的价格，从前杨合作社股东手中“买”下该合作社，并开始违法搭建钢棚、木屋等建筑。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