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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90年代以后从西方过来的“后现代”思潮降临。什么是后现代？简单地讲，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相信自己手握真理，代表普遍的正义，后现代说：错了，这些都是虚妄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不相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普遍的真理和正义。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一)产需指数均有回升。生产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生产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医药、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产需较快释放；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及家具、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两个指数均低于临界点，产需仍显不足。在制造业生产回升的带动下，近期企业采购活动有所加快，采购量指数升至50.4%。

　　在这个过程中，一支中流砥柱的力量，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以坚决抗战的行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战斗力，如同沉沉暗夜中破晓的光束，点亮了包括李林在内无数苦苦求索的华侨赤子心中的希望。于是，她和无数个“他们”一样，义无反顾追随这束光，将热血与青春写进“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壮烈诗篇。

　　在福建，出席林则徐铜像揭幕仪式，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心有戚戚，“一直以此激励自己”；读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夜不能寐，提笔写下：“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他在当天上海官方为其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分享了旅途中的珍贵记忆，一路骑行中他不仅领略了中国丰富的自然与人文风貌，更收获了沿途民众的善意帮助。“旅途中我并不总是一个人，我遇到很多中国骑行的伙伴，结交到很多新的朋友。所以这段旅程对我来说很轻松，因为当我在餐厅里不会点单，当我在途中找不到路的时候，他们都在。”布鲁尔说。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