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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论坛以“携手打击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安全”为主题。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方携手各方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的积极进展，特别是近年来中方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6.8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成功归案。中方指出，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犯罪加快向网上蔓延变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已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各国执法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国际执法合作、完善办案协作机制、健全全球打击治理体系。中方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反诈联盟，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在更深程度加强理念互融、在更高层次实现交流合作、在更广层面推动防范治理，构建相互协同、普遍参与的全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格局。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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