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在中国投资的考量因素，李铮认为有三大优势：首先是能源网络优势，人工智能的迭代离不开电力消耗，中国拥有广泛的能源网络和新能源结构转型带来的红利。其次是算力基础，中国政府和运营商打造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走在全球领先位置。第三是应用场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覆盖，这带来了无限的行业场景和创新需求。
反观乌鲁木齐，偏居西北一隅的位置，为向西开放提供了便利。李瀚明指出，与乌鲁木齐类似的其实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座城市都位于亚欧航路的中间点。利用空客A321XLR这样的远程窄体机，阿拉木图成功开航伦敦。在国内，乌鲁木齐是唯一一个用窄体机能直飞欧洲的航空枢纽。
李在明19日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表示，韩日双方不能纠结于历史问题，需找到互惠互利的方法并扩大合作领域。他甚至就过去曾强烈反对的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辩称，“这是国家之间的承诺，（协议）不应推翻”。对于自己的态度转变，他解释称，在野时需要“斗争”，但如今执政了就要“展现包容力”。
从日本方面看，维持并拉近日韩关系同样受到期待。石破茂23日对李在明首先访问日本表示“令人鼓舞”。日本接待李在明到访，很快还要迎来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日媒分析，一系列外交活动如能成功举行，将为石破茂执政加分，大大缓解执政党自民党内因国会众参两院选举先后失利而要求他下台的压力。
第三，口岸通行能力不断提升。比如在2024年，全国的水运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过了43亿吨，比“十三五”末增长了一成；而航空口岸增长超过17%；陆路口岸增长超过19%。便捷畅通的口岸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全球好物”快速进入中国市场，更好地服务百姓需求。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无薪试岗”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霆分析称，在一些用工量较大的行业，部分企业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免费劳动力，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下，劳动者议价能力较弱，往往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
针对目前的旱情，河南省水利厅于6月14日17时将水旱灾害防御（抗旱）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并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旱情，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加强灌溉用水管理，细化落实各项供水保障措施，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最大程度减轻干旱灾害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