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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只有亲身经历，才有切身体会，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领导干部们体验送外卖后，那一份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最为动人，也最为可贵。”文章说，因为“感同身受”在前，方有“推己及人，反求诸己”。“感同身受”，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的重要起点。“不做‘官老爷’，要当‘勤务员’，离不开这样的‘感同身受’，看到群众的‘急难愁盼’，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让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制度，更有人情味，‘民生含量’更高，都需要‘与群众共情共鸣’来支撑。”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抗旱，河库灌区及时开闸放水，增加流量，采取疏通渠道、维修涵闸等措施，做到远送多浇、有水可浇；引黄灌区根据抗旱需水情况，及时开闸放水，争取多引黄河水；平原灌区发挥机电井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机井通电，并组织投入各类排灌机械179.4万台，努力增加抗旱播种面积。丘陵岗区利用坑、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组织抗旱播种。夏播以来，全省累计抗旱浇水7977.3万亩次，播种进度与常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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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