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处置及其可能的走向，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或准备对日交涉，或呼吁开战，或决定忍耐，或干脆什么都无所谓了，甚至还有认为这将发展为“日俄之战”的（这一说法尽管今天看来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却一直是当时国人思考未来发展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
与陈塘村卫生所相距百米的陈塘红军第四医院是“红医”文化的重要载体。住院部现存宣传卫生、医疗知识的漫画6幅，涵盖教育伤员要注重医疗、讲究卫生等内容，对推进疾病防治、健康宣教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省其他地区的红军壁画中较为罕见。
此时在天津当寓公的前北洋失意政客白坚武，9月19日晚上被何庭流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认为此事在中国方面肇因于“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与金毓黻的看法一致。9月23日，白坚武看到报纸上“当局演说誓死救国”，评论道：“但期言行相符，勿以空言相塞也。救国须有计划、有组织之力行作始，浮泛之空言移时即忘，虽百年不救也。”
“医生，我快被逼疯了！一到晚上睡觉，两条腿就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在爬，又麻又痒还酸胀，必须下床来回走才能好受点，可一躺下，那难受劲又立马回来了……”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里，45岁的张女士(化姓)红着眼眶，向接诊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高擎诉说着自己近一年的“噩梦”。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依赖独立研究者的同行评审是AI行业回击炒作的一种方式。鉴于这项技术已变得如此普遍，无法验证的声明对社会构成了真正的风险。我们希望，出于这个原因，更多AI公司将提交其模型接受评审。”《自然》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