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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274.87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17.34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7.09亿元。

　　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 陈鹏程：这是一款极低温的显微镜，液氮我们可以降到77K(-196.15℃)，液氮能降到4K(-269.15℃)，但是物理学家在追求极致的时候，在10毫K(-273.14℃)的温度下就可以把原子全部冻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新的纳米技术、新的物理原理。纳米材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表面积特别大，每一层结构里都有很多纳米材料，它的表面有几百个平方米，所以它可以把这个温度给导出来。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创造性地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国家不分大小、不论实力强弱，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共商合作大计。可以说，如同在阴霾中点亮一支火炬。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告诫党员干部决策前务必加强调查研究：“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下乡调研途中，见农民收割稻谷场景，不禁吟咏出熟悉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