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不过，目前大多数老师对这样的干预还缺乏认知。叶敏捷认为，本质上是因为目前的中小学教育过于趋同，难以接受“变量”。ADHD孩子虽然不够专注，但很可能创造力和想象力很出众，达·芬奇就是这样的例子。但在当前“40分钟乖乖听完一堂课”的语境下，孩子的天赋很难施展。
母亲没有继续给她购买“聪明药”后，她便自己在网络上寻找药源。快递到手时，她注意到药片与母亲提供的白色药丸颜色不同，卖家解释说，这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差异。
李永刚认为，促使多所高校叫停夏令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师生互鸽(即高校和学生间互相‘放鸽子’)”现象日益普遍。学生通常参加多个夏令营，但最终只能选择一所高校，加重了个人负担，也造成高校前期投入的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同时，部分高校为争夺生源，超额发放 offer，却未必兑现承诺。2024年9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布通告，指出10名学生在保研过程中存在违反诚信行为，其中4人情节极为严重，6人情节严重，涉事学生来自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高校。
来自香港、就读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谭晓晴表示，未来可以让来自更多不同城市的学生参与进来，这样能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尊重，构建更丰富的文化交流场景。
仪器检测之外，量表是医生了解患者情况最便捷的工具之一。但量表不能滥用。黄懿钖认为，不应一股脑上过多量表，因为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填到后面患者和家长不再对每个问题审慎评价。好的量表应涵盖医生面诊之后最为怀疑的几个方面，例如症状表现、社会功能损害、共病等。量表只是辅助诊断的一部分。
“不是所有孩子都要做大量量表，医生应根据初步诊断和鉴别开具相应的检查，比如孩子在接诊过程中情绪出现焦虑，可能就要开具情绪评估的量表。但如果只怀疑智力问题，可能只用智力评定和社会生活能力评定两个量表，就能达到诊断目的。”陈立说。
多位受访家长还在医生开具的药方中看到了小儿智力糖浆这类中成药。有业内人士坦言，在一些基层或民营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用药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智力水平低下的孩子需要特殊的治疗和教育方案，只上智力糖浆，智力也起不来。在业内人士看来，一些药物没有足够循证医学证据，就不应随便给患者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