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位曾参与香港回归祖国历程和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因公常驻香港近30年的港澳研究专家介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意识到香港的特殊战略价值。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敌后战场，华南包括港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改由中央长江局管辖。周恩来分管港澳工作，显示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快速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一支中流砥柱的力量，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以坚决抗战的行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战斗力，如同沉沉暗夜中破晓的光束，点亮了包括李林在内无数苦苦求索的华侨赤子心中的希望。于是，她和无数个“他们”一样，义无反顾追随这束光，将热血与青春写进“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壮烈诗篇。
2013年，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对新疆的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定位则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表示，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俄务实合作充分体现出高水平、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希望研讨会持续开展，为两国学者对话交流提供平台，助力中俄人文交流走深走实，结出更多硕果。
去年，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画出国际航空枢纽的蓝图，提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到了孔子，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关系。关系在教育中非常重要。而且说到底，教育是什么？是一种生活。学生和老师如果生活在一起，这种教育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失去与传统历史、与大地劳作的关系，这其实是知行合一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