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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红有两类，一类是流量网红，就是严锋老师刚才批评的为博流量而流量。今天大部分成功的网红，背后都要有公司、团队操作，必须商业化。但是一旦资本介入，资本的逻辑不是输出知识，而是变现。网红一定要变现，流量为王最后就变成了变现为王、资本为王。很多人一旦签约，就要屈从于公司的资本逻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红未必是流量网红，他们是一种知识网红。还有一类是情感网红，讲情感的，讲心理学、哲学……帮助年轻人战胜焦虑，回归自我，安顿自己。这些网红，我内心还是很敬佩的。同样讲知识，罗翔、刘擎，还有哲学家陈嘉映，讲这么高深的哲学的内容竟然可以赢得很多流量，赢得粉丝，这个时代的确变了。且不说现身坐在我们旁边的“忽左忽右”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让我们做是做不到的，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变化了。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201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细化明确了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形。今年7月底，“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准确认定帮信罪的“明知”情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包括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等等。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在多个重大纪念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念出他们的英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从1941年底至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大量史实证明，香港的抗战历史并不仅仅是这3年又8个月。在全民族抗战中，香港不仅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也是国际援助的关键通道。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名誉兼职教授曹二宝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香港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独特作用。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这工作挺有价值感的。”王英豪说，随着择业观念和择业标准的变化，和他同辈的年轻人除了考虑薪资、环境等硬指标外，也会将工作意义、工作价值摆在择业的靠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