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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70年代完成学业后，他就开始关注中国，学习法律的背景，让他成为最早从这个角度关注中国市场的欧洲人。他还一直参与中比经贸投资，为中欧企业提供建议，帮助中欧企业走出国门。2017年，鉴于他长期推动中比友好，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同时，他还是德威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长期保持与双方企业的交往。
打通“最后一公里”，就是真正涉及为科研人员松绑的规定，制定时要多倾听科研人员意见，实施中要给足科研人员自主权，“否决”时更要为科研人员多想一想。特别是，越是可能与科研实际发生关系的管理规定，越不宜规定得太细太死，要充分相信科研人员，让他们安心研究、放心探索。
1938年，为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生不远万里，率领一支医疗队来到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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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位一线科研人员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他们感受到的减负“温差”，一面是政策大力倡导为科研人员减负，另一面却是部分管理部门为求“合规”不断加码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