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抗战博物馆内，有两张展图令人印象深刻，一张是“参加国共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周恩来”，另一张是“第二次庐山谈判时，中共代表团在下榻的仙岩饭店前合影”。两张照片中的周恩来，皆神态自若、豪情满怀，坚毅的眼神折射出实现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目标的信心和决心。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背后是中共对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充分诚意和缜密考量。面对蒋介石嗤之以鼻的冰冷态度和蛮横无理的强硬态度，中共谈判团仍不失风度，努力争取两党合作。透过历史的橱窗，我愤怒于蒋介石拎不清民族大义和党派小利；我鄙视国民党企图放弃工农力量、仅仅依靠士族门阀抗日；我更赞叹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博大胸襟与历史担当。
经查，王一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家庭房产情况，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金，接受私营企业主低价装修，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时，正值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时，数万件敦煌文物被盗运至海外。对其原因，《文物》进行了深入思考。作者全面分析了西方的掠夺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官僚腐败、文物保护意识缺失等多重因素，充分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同时，还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深入探讨敦煌文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并期待更多学者共同努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方面取得进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从广安回来后，我们明确了公司工厂化高密度养殖的发展方向。”朱世龙介绍，这种养殖模式效益高，一个大棚里的鱼池，一年就能有近200万元的利润。
博汇股份被要求补税5亿元，则是因为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被税务部门认定需要按照重芳烃缴纳消费税，博汇股份对此不认同，最终是否补税、如何补税等仍有待税企双方良性沟通。
历史的车轮轰隆走过，现今的我们已然知道了结果。而彼时，为顾全抗战大局、打破谈判僵局，中共代表团主动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以及“蒋为主席”的要求，但在红军指挥权、边区人事安排等方面坚持立场不动摇。正是这种“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的谈判策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倡导、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呼吁，也正是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响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了理智、务实的态度，双方最终还是正确地把握时局，恰当地处理纷争，审慎地维护和谐，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曙光。
来自甘肃的温女士也有类似的遭遇。今年4月，温女士应聘进入兰州城关区一家教培机构，岗位是少儿编程老师。面试时，单位提出试岗一周，温女士虽然不愿意，但刚毕业的她急于找工作，只能勉强应下。她告诉记者，面试过的其他教培机构，也基本都有试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