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有一种现象：政坛领袖常常是诗人、小说家或艺术家，他们常常担任国家的文化或教育部长等职务甚至竞选总统。这并非简单“弃文从政”，而是思想与实践结合的一种选择。例如，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享有盛名，是拉美文学新希望，但后来参选秘鲁总统。选举失败后，他前往西班牙，又到美国大学任教，但始终关注秘鲁政治，提出尖锐批评。我当然不完全认同他那些批评，但这本身就是拉美知识分子的常态。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脱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简单扩大需求，或者脱离消费创新发展趋势一味扩大供给，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供求错配的结构性矛盾。只有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才能避免二者脱节，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山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领导发动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四是着力打造年轻活跃的创新创业首选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上海培育造就AI创业者队伍，组建上海创智学院，支持以学生为中心组建创业团队；推动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AI相关专业；加快建设AI人才梯队，优化人才政策环境，完善专业人才评价体系，加速高端人才集聚，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AI人才支撑格局，目前全市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构建全链开源生态，引进阿里魔搭、开放原子基金会等建设线上开源社区，累计开放4200亿Token文本和1TB视频图文数据，进一步降低AI创业门槛。
走出厂区时，加拿大七天传媒社长尹灵感慨道：“科技让游牧民族的智慧结晶走向世界餐桌。”尹灵说，亲眼看到高原特色农产品通过科技手段提升价值，并带动牧民增收，这种产业模式很有启发性。新西兰《华新时报》社长蒋佳柽则对牦牛乳产品的独特风味印象深刻：“希望能有更多人品尝到来自青藏高原的优质乳品。”(完)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文化一度当然非常重要，具有斗争价值。就像伊格尔顿在英国所说的，如果有人开始谈论文化，保守派几乎都要掏出手枪来对付你。文化一度非常有生产力，比如，被某种程度上视为左派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民族主义时，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印刷资本主义、文化建构或者想象的共同体。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真正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社会，这才是其批判的核心。退回到文化领域，有时看起来很灵活，最开始也有创造力，但后来往往失去了批判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