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曾面对满目疮痍的民族痛苦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团结？”十多年后，她以“战地干妈”的身份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到群众中去，苦恼就消失了！”
这本书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精神的历史。这本书本身也在进化，它不是博物馆里的一本书，而是非常有现实关怀，关注现在的新媒体、Z世代，以及这些新问题跟以往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时代、社会、人和问题，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许老师很难得地能够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许老师朋友很多，我观察到他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他有一种包容性，包容不同的观点。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公共性。在专业领域，我们说的都是学术黑话。学术黑话我和严老师都会说，我们今天晚上如果用学术黑话交流，我相信你们都后悔这么热的天跑来听一场听不懂的 “黑话大会”。如果把学术内容还原为大白话，用我的话讲叫“人说话”，这恰恰是公共空间的规则，必须遵守。
农业农村部派出3个由司局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7个科技小分队，赴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7省，指导各地做好抗旱准备和应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夏收夏播。
“当年这辆车跑一趟，可能要冻病两三个司机，但它把延安和莫斯科连在了一起，也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在了一起。”买玉华说，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延安的窑洞，那头是莫斯科的电台；桥的这头是缺枪少药的前线，那头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
当牛寨村的村民们听着广播里播放的AI普法故事时，在1300多公里外的重庆市荣昌区六合村也有一支大学生实践团队在利用AI助力乡村普法。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90%以上的援华物资通过西北国际援华交通线运送至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援助中国飞机985架、坦克83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枚。1940年，苏联援助中国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炮3000门、吉斯5型汽车500辆。1937年底至1940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人员方面的援助，其中派遣军事顾问140人、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买玉华说，卡车把汽油送到兰州，再转运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