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承销领域的强监管,只是金融业“反内卷”浪潮的一个缩影。近期,从金融机构到行业协会再到地方监管部门,纷纷加入“反内卷”阵营。
以前,由于销售分散、无固定销售渠道等,乐道村的农产品一度出现滞销现象。自从有了合作社,村民种子、化肥由合作社统一代购,农产品销售也由合作社一起推动。
活动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归仓古礼”在茅坡村高粱地拉开序幕。粮农们身着传统服饰,将沉甸甸的红缨子高粱郑重归仓,诵读祭文祈愿五谷丰登。这一源自古代农耕文明的仪式,与现代舞台艺术相融合,通过《舞丰年·鼓乐山河》《穗浪梯田》等节目,将茅台制曲、下沙的酿造技艺融入其中,向世人展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和谐共生。
“票根经济”进一步活跃了商圈和“第二现场”。江苏南京、无锡、南通等城市纷纷搭建户外大屏直播观赛,线上线下互动消费同步提升。南京市66个重点商圈在7月5日当天销售额达3.4亿元,同比增长16.5%;无锡举办52个“足球夜市”,南通设立67个直播观赛点,累计吸引超过30万人次参与。徐州则打造以球赛为主题的嘉年华活动,结合本地特色烧烤、音乐演出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共产主义信仰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因为它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美好的向往,激发勇敢、奉献等宝贵的品质,驱动人们为实现它而不懈奋斗;因为它超越个人私欲,将个体生命融入伟大事业,让人们在面对艰难险阻时充满力量,面对利益诱惑时不为所动,始终坚守心底的那道光。
像这样“焕发第二春”的老商场还有很多:北京二环内,61岁的友谊商店内铺上800平方米大草坪,把老车库改成精酿餐吧、把传达室改成咖啡厅;上海市中心南京东路,32岁的华联商厦改造为百联ZX,7层40余家店铺涵盖了二次元零售、餐饮、社交等多种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