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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在店内寄存宠物骨灰盒的区域，王英豪还从宠物主人摆放的物品上看到了更有趣的一面。起初，不大的格子间内，宠物主人只会摆放宠物骨灰盒和照片。后来，王英豪发现，从某一天开始，骨灰盒前多了一个罐头，又过了一阵儿，玩偶摆上了，日记摆上了，格子间装下越来越多的物品，色彩也从单一的米黄、白色变成五颜六色。有客户向王英豪形容，这个区域成了“安静的动物园”。
发言人称，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半导体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格局，这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美方此举系出于一己之私，将出口管制工具化，将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生重要不利影响，中方对此表示反对。
曹二宝指出，1938年，中共在香港接连设立三个重要机构。首先是1938年1月开张的“粤华公司”——不挂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许纪霖：胡适是典型的狐狸。胡适是什么“家”，是说不清楚的。按刺猬的标准，胡适在各个领域都是二流的：《红楼梦》考证比不上俞平伯；作为历史学家，《水经注》研究到死都没写完；哲学方面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下半部也没有写出来。他绝对不是刺猬，他是狐狸。但是狐狸要是做得不好，就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什么都能谈。现在有很多自媒体作者任何领域都能谈，是很厉害的，我还蛮敬佩的。
我刚刚讲五四时期风气变了，白话文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们还在守着咬文嚼字的半文半白文字，年轻人要看吗？他们还总摆精英的谱，总是要教育人，“爹味”十足。所以他们办了《学衡》杂志，没有人要看，两百本都卖不出去，可谓一败涂地。
